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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泉 科学研究与现代大学
 发布时间: 2017-07-24  点击数:58

科学研究与现代大学

文/马海泉  《中国高校科技》杂志社执行总编

 
 在中国高等教育近40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现代大学是出现频度最高的词汇之一。每个人心中的现代大学是不同的。现代大学精神、文化、制度、人才培养、治理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始终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一个持续热点,涌现了一批批专家和学者,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在这些浩瀚如海的研究成果中,笔者却惊人地发现,当今国内学者们却很少有人对“什么是现代大学”这个大学教育的本源问题进行系统、准确的界定。
 “什么是现代大学”是大学研究的本源问题,不清楚什么是现代大学,如何研究现代大学的制度、精神、文化等。于是,笔者试图在“百度”中查找一下“什么是现代大学”,得出的结论却大失所望,尽管现代大学的精神、文化、制度等等可以找出N个词条,但什么是“现代大学”这个大学教育研究最基本的概念却是空白,有关研究文章也是少得可怜。难道说这是一个不需要精准定义的简单概念?还是说这是一个因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本身就说不清的复杂问题呢?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毕竟现代大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不长,加上战乱和全面学习前苏联,真正探索现代大学之路也就是近40年的事情。
 中国大学教育近40多年发展改革的历程,本质就是一个“科教不断融合”的过程。这样的判断非常重要,代表了中国大学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至于大众化、普及化仅仅说明了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水平,虽然与大学教育的变革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大学本质改变的充分必要条件,大学本质的变化是科教融合形态的形成。现在,中国大学已经基本完成了从“科教结合”向“科教融合”“形”的转变,接下来,就是如何打破“科教两分”的传统大学理念,确立科学研究的支撑和引领,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的理论体系、制度和人才培养体系等。
 
现代大学的基本形态:“科教融合”
 “科教融合”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形态,“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的高等教育”是现代大学的本质特征,也是现代大学的核心理念,更是研究现代大学教育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出发点。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三科”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大学发展也不例外。正是因为我国大学科学研究事业的迅速发展,才使得我国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的排名得到根本提升,影响日益增强,彻底改变了大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由此,大学才能够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并拥有了建设“双一流”的动力和底气。
 学界普遍认同,19世纪初建立的柏林大学是古典大学与现代大学的分水岭。从欧洲中世纪走来的古典大学已有近千年历史,大学组织虽然也在不断变革,但大学发展也十分缓慢,究其原因是当时科学和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彻底改变大学的革命之所以出现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是因为当时德国、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进入到现代工业国家。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的机遇,德国迅速崛起,并成功推动德国大学突破了古典大学的惯性范式,确立了“科学研究的支撑和引领”这个现代大学的本质,明确了大学要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培养人才,倡导“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提倡“学术自由”。之后半个多世纪里,德国大学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柏林大学就产生过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由于当时工业革命对科技的依赖并不强烈,大学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仍然远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大学仍然处在象牙塔的顶端,大学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由此可见,从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大学变革的真正推手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世界大学的第二次伟大变革来自美国,同样也是科技进步推动的必然。进入20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引发了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发展和工业革命越来越依靠科技的进步,同时,多学科交叉为主要特征的科技创新不断涌现。工业产业发展越来越依靠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使社会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大学,越来越关注大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大学提供人才的支撑,同时也需要大学提供知识和技术的支撑。此时,美国高等教育从规模上看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普及化阶段。正是科技进步和社会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大学的巨变,以适应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美国大学的变革充分体现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为先导的教育创新。尽管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美国并不是许多最新技术的最初发明者,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更是落后于英、法、德等,但美国大学秉持了洪堡精神的内涵,坚持了“科学研究的支撑和引领”这个现代大学的本质,坚持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依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规律的变革重构了大学制度、大学组织和人才培养机制等,使美国大学迅速成为美国创新社会中知识创新的主体。一方面,产业、社会对大学的依赖越来越强,诉求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大学发展对社会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此时,现代大学的本质仍然是科学研究的支撑和引领,但科学研究的内涵已经远远突破了狭义的科学研究范畴,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社会发展于一身,推动大学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呈现出科教融合的基本形态。
 
现代大学的本质:“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的高等教育”
 “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是现代大学的核心办学理念,也是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文化、现代大学体制和现代大学人才培养机制的本质。古典大学是专门培养精英的,大学的使命是知识传承,比较单一地培养人才。柏林大学打破了古典大学单一的办学使命,大学不仅要传承知识,还要创造知识,并按知识创造的规律培养人才。正是在这样的理念驱动下,洪堡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等一系列现代大学的理念,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构建了现代大学的精神、制度、文化。在科学研究的支撑和引领下构建的人才培养平台,尽管是处于“从动”的地位,但这种构建却保证大学教育永远站在科学研究的肩上,保证“学术自由”、发现真理、探求新知,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共同体。洪堡现代大学体系的科学性,就在于虽然强调科学研究,但落脚点却始终放在人才培养上。
 看似美国大学教育的变革使大学的生存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本质仍然遵循了洪堡的现代大学思想,始终将大学置于科学研究的支撑和引领下。与洪堡所处时期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学科交叉促进了科学研究发展,新学科大量涌现,产业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创新,社会和企业对大学的关注度持续升温。这些变化成为了美国大学教育创新的强大推动力,在科学研究新形态的直接驱动下,大学使命又前进了一大步,不仅要创造知识、培养人才,还要承担社会和企业日益增加的对科技创新成果的诉求;正是按照科技创新变化的新规律、新特点,美国大学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与世界科技发展同步,美国大学教育的这些变革也影响到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学,各国在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下,融入自身的元素,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现代大学。
 洪堡提出的现代大学理念体现的是创新驱动发展。在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下,尽管高等教育始终属于“从动地位”,但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保证大学教育永远站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之上,走在科学研究和社会进步之前。依据这种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世界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巨变会出在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了。传统大学教育研究强调适应科技、经济发展需求的逻辑起点,偏离了现代大学理念,体现的是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拉动作用,此时大学教育是跟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后面。尽管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也会对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牵引力,但在科教分离的体制下,这种牵引力对大学的作用将是十分有限的,一旦大学发展慢了,就容易偏离方向。
 智能时代已经彻底改变了科学研究以及人类认知的方式、方法,科技创新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创新驱动下,世界高等教育正酝酿着新的巨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科学研究的支撑和引领下,现代大学的形态会变,但本质不会改变。中国大学要抓住机遇,坚持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高质量高等教育的理念,创新驱动,实施并完成“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使中国大学走在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能影响世界高等教育。
 
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双一流建设”的必然选择
 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在中国出现比较晚,这与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关。解放以前,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社会几乎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长期战乱的结果就是中国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浮现在中国学人脑海中的现代大学就是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京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首次演说中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1917年初,蔡元培发表演讲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饱受德国古典大学理念浸染的蔡元培将大学视为研究高深学问,追求真理之机构,严格讲其本质还是古典大学与现代大学的结合体,我们今日重新审视蔡氏理想大学的边界,发现蔡氏虽然强调科学研究,但更多地将洪堡大学科研与教学结合的做法当作是现代大学的本质,忽略了科学研究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解放以后,国家科技、工业体系百废待兴,为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中国全面学习了苏联体制,将教育与科技从体制上分开,并按照这种思路进行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此次调整奠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从此,教学成为大学唯一的任务。尽管这种科教分离制度存在的弊端很快显现,但确实为新中国建设和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8年,针对科教分离弊端,中国科技大学成立,“教学、科研都是高校的基本任务”在这所新型高校得到确立,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开始起步。而此后的“十年动乱”等干扰直接破坏和阻碍了中国现代大学发展之路。“文革”结束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科学的春天来临了,科学研究堂而皇之地进入到中国大学,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进入到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大学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的排名逐年提高,教学、科研已经从“分离”走向“融合”。
 从“科教结合”到“科教融合”,中国大学走过了40年,其间,中国大学改革发展虽然轰轰烈烈,但本质是“科”“教”不断融合的过程。真正促进大学科教融合的是上一轮一流大学建设,尽管对“985”“211”和“2011”等的实施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它们都从国家层面大大推进了大学“科教融合”进程。教学不再是大学的唯一任务,科学研究也不仅仅只是“985”“211”等“研究型大学”的“专属”,无论“985”“211”高校,还是普通本科和高职院校,国内所有大学、所有教师都越来越重视科学研究。一轮下来,大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服务国家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同时,围绕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也有序展开。但是,大学科学研究能力的提升并不能完全代表大学质量和水平的提升,也不意味着大学就进入到现代大学,只能说中国现代的大学向现代大学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之所以有此结论,是中国大学发展虽然已经具备了“科教融合”的“实”,但并没有引起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共识”,大学教育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思维和逻辑起点仍然是“科教二分法则”,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的高等教育的理念仍然没有成为共识。
 科学研究讲求发现,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能力的增强,人们对事物有了新发现、新理解。这就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就像经典力学时期的牛顿力学是科学,用牛顿力学可以解释宏观世界,但是,随着人们对微观世界了解到了量子层面,经典力学的理论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量子力学问题,就有了爱因斯坦等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量子力学的出现并不代表经典力学的理论就不是科学,只能说明经典力学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用“科教二分法则”为起点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和解决“科教融合”的大学教育现实的,只会得出许多不切实际的结论。所以中国大学就长期存在着一些始终在改革但始终又解决不了的问题,许多问题延续了几十年,如人才培养中的“钱学森之问”这个“不解之谜”,如大学教师的评价问题,等等。特别在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中所提出的行政、学术分离的简易解决之道,也是基于“科教二分法则”,试想如果一所大学存在四套体系,都按照各自的诉求行事,那这所大学真能办好吗。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与国外是一致的,但社会体制与国外不同,因此,中国现代大学体制与国外也应不同,只要具有并能发挥现代大学的各种职能,符合大学运行的规律,又何必追求形式上的一致。大学治理绝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要坚决贯彻中央综合改革的方针,有破有立。综合改革不是简单的四则运算,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函数方程式,每项改革与其他改革都有因果关系。
    当前,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党和人民对大学赋予了极大期望,大学必须有更大担当。建设一流大学,没有一流的科学研究不行,但有一流的科学研究并不代表就能建成一流大学,因为现在国内许多专业科研院所的科研水平都是一流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一流的人才培养更不行,但有一流的人才培养也并不代表就建成了一流大学,因为现在国内许多高等教育办学机构的人才培养水平也是非常高的。当前一流大学建设迫切需要解决一流大学理念问题,用“二流”“三流”的大学理念无法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而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的高等教育,不仅是现代大学的本质,也是几百年来大学生存发展的生命之水、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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