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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腾飞 杨应楠 “拜杜法则”对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启示
 发布时间: 2017-06-23  点击数:69

“拜杜法则”对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启示

上官腾飞1  杨应楠2
(1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2山东华斌律师事务所,山东  临沂  276007)

摘要:高等院校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桥头堡,是引领知识产权发展变革的主要推动力。知识产权的产出和转化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全面的布设,完善高校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高校科技创新具有引导作用,同时也对高校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具有促进作用。美国《拜杜法案》自实施以来,在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转化方面成效显著,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针对我国高校存在的问题如体制弊端、科技创新投入缺乏以及知识产权转化率低等,通过分析“拜杜法则”的起源、运行及在中国出现的困境,提出完善高校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议,以期对我国高校知识产权转化有所裨益。
关键词:高校  拜杜法则  知识产权转化

1  “拜杜法则”的历史沿革
1.1 美国《拜杜法案》出台的背景
    19世纪末,科技创新成为高校职能的重中之重。原本以教学职能为主的高校开始转型,逐渐向研究型过渡,对促进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家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竞争力日渐重视,开始每年利用政府财政资金设立大批的政府财政资助项目。高校作为集结了科研创新人才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转化平台,自然地成为承担财政资助项目的主力军。但是国家发现预期目的的实现并不能通过这些财政资助项目而顺利实现,并逐渐出现一些弊端,如研究成果脱离市场需求、科研成果转化率低、高校经费紧缺无法形成有效刺激以及各州和政府的相关规定不一致等问题,于是开始探索对财政资助项目中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完善知识产权政策、推进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促进经济发展转型,1980年美国国会表决通过了由民主党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提交的法案,即《拜杜法案》(Bayh-Dole Act)。

1.2美国《拜杜法案》的主要内容
    简单来说,《拜杜法案》的核心就是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谁创造,谁享有”,并通过一系列周密的安排对此进行具体规制。首先,从主体来看,政府财政资助的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主体只能是高校、非营利组织及中小企业,受助的大企业产生的知识产权则不受《拜杜法案》的保护。其次,从权利授予来看,财政资助项目虽然规定了知识产权归属主体原则,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在美国本土没有营业场所或者营业场所在美国境外的项目承担者就不能成为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归属主体。再次,从知识产权使用角度看,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的高校、非营利组织和小企业不能将其专有许可使用权或者销售权转让给第三人,除非该第三人承诺该许可使用权或销售权只在美国境内使用。最后,从权利保留来看,政府对于财政资助项目的知识产权享有无偿使用权,并且保留政府强制许可权,即政府可在项目承担单位的实施许可对公共利益造成威胁时,实施该发明的权利。除此之外,为了弥补缝合《拜杜法案》在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上的不足,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法案和措施,如同年通过的《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便对知识产权流转和利用做出系列的规定和措施。
    可见,《拜杜法案》对政府财政资助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体现了对高校、非营利机构和中小企业的重视,也强调了对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对当前美国“产学研”的闭环形成的巨大效应,具有“未雨绸缪式”的保障作用。

1.3美国《拜杜法案》的影响
    随着《拜杜法案》的实施,美国高校的科研创新得到了质的提升,成为美国知识产权产出的主要源头和力量,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真正成为美国知识产权成果创造和转化的重要主体。法案通过后,美国高校专利授权从1979年的264件,突增至1997年的2436件,2003年更达到3450件。在1991年至2000年十年的时间里,高校专利申请量提高了238%,高校与企业间的专利许可协议提高了161%,高校由此获得的专利许可使用费用增加了520%。高校知识产权转化作为促进国家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使得美国企业的竞争力逐渐增强并且总体上远超其他国家的企业。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在美国《拜杜法案》的积极影响下,也开始了对本国知识产权的转化进行立法研究,从1999年开始,先后有日本、巴西、马来西亚、南非等国出台了相关的“拜杜法案”。与此同时,丹麦、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也规定将政府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于项目承担者,同时积极开展本国知识产权相关法案的改革工作。

2  中国“拜杜法则”的建立及存在问题
2.1中国“拜杜法则”的建立
    中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84年始至1994年。高校及科研机构完成的由政府财政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主体为国家。第二阶段,从1994年始至2000年。此期间内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完成的由政府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由资助方和受资助方协商约定。第三阶段,从2000年至2008年。此期间是知识产权制度大力发展和完善时期。科技部在2000年发布了《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首次在原则上作出了政府财政资助的科研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由项目承担者享有的规定。2002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首次明确了对政府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由项目承担者享有的规定,并进一步对高校知识产权的产生和收益等进行了明确。2008年《科学技术进步法》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版的“拜杜法则”正式建立。从最早的部门规章到国务院法规再到法律出台,见证了我国“拜杜法则”的发展历程。中国版的“拜杜法则”《科学技术进步法》和美国《拜杜法案》相比,两者“关于政府财政资助的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由项目承担者所享有”规定基本一致,但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则有所不同。

2.2中国“拜杜法则”的运行
    中国“拜杜法则”建立后,有学者指出在实施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创新激励措施不到位、科技投入依然不足、保护创新力度不够、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产学研结合不紧密等问题,不得不引起对“拜杜法则”的分析和思考。有学者指出,《科学技术进步法》第20条将“承担以国家财政资助为主的科研项目”的表述缩略为“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学技术计划项目”,将该法则的调整对象范围进行了调整和缩减,同时缺乏对财政资助项目中第三方参与者相关权利义务的规定,以致在科技资金投入多元化的局面下缺乏法律的调整和权益的保护。此外,在立法上采用准用性规范对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有关知识产权作出了利益分配,但问题在于并未明确列出准予适用的法律条款。我国“拜杜法则”的实施缺乏操作性、检验性和执行性,未能有效实现“拜杜法则”设立的初衷,对我国高校知识产权转化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2.3中国“拜杜法则”存在问题分析
    “不成熟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营模式是中国高校知识产权转化不足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拜杜法则”实施不理想的真正原因却是缺乏与其相匹配的制度运行环境。
    美国《拜杜法案》出台的背景是,市场出现新的获利机会,社会对科技创新成果的需求增加,相关知识产权转化制度开始自发演化继而通过立法上升为法案,《拜杜法案》作为结果应运而生。除了《拜杜法案》本身内容合理完善外,美国所特有的制度环境对法案的良好运行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这才是美国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率高的根本原因。美国的职务发明重视发明人的利益,奉行发明人主义,在权利界定和行使方面保护发明人的权益,从而激励了相关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了科技创新效率和知识产权数量的提升。除此之外,政府和高校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单位个体,使得高校真正能够有较强的自主权来自由行使法案赋予的各种权利,而不受来自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
    中国版的“拜杜法则”,不能像美国版运行得如此高效和顺畅,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只是借鉴了其运行规则和方式方法,但是却缺少这些规则和方式方法良好运行的制度环境,“只有皮毛,缺少精髓”。在美国,项目承担人为知识产权的归属主体是原则性规定,但是在我国,职务发明的权利归属主体为职务发明者的工作单位,两相对照,我国的职务发明的发明者既缺乏积极性又缺少处分权。另一方面,我国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属于国有资产的管理范围,高校属于具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即便其为知识产权的归属主体,但因为国有财产的性质,其在自由处分知识产权时也将受到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还是最终的知识产权归属主体。这就造成了“拜杜法则”立法目的的落空。由此可见,借鉴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在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忽视我国现状,不认真研究国外先进法律制度的运行环境,必然导致引进的法律制度水土不服,难有成效。

3  对我国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启示
3.1推动高校体制改革,增强高校自主权
    具有公共性质的高校,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下,缺乏自主性。在美国,高校具有高度的管理自主权和事项处分权。在《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规定财政资助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之前,就已有学者提出我国政府资助项目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在继续深化公立大学改革基础上,把大学体制进行“法人化”转型。笔者认为,在当下事业单位改革,高校去行政化的背景下,把高校设为介于公法人和私法人之间的一种特殊法人,使其既不完全和两者一样,同时又具有两者的某种属性,从而确保高校在实施“拜杜法则”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

3.2改革职务发明制度,创新激励机制
    当下对财政资助项目的职务发明相关立法滞后。职务发明人应成为职务发明的权利主体和行使主体,明确财政资助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在《专利法》等知识产权专门法中的归属。同时,在单位与发明人之间设立完善的激励机制,营造职务发明的积极气氛,使其可以自主地处理知识产权,这既利于职务发明人的积极发明,又利于推进高校知识产权成果商业化。高校还应去除功利化心态,把追求社会公益作为知识产权转化的主要目标,使其更贴合实际,要防止“高校专利本身与市场需求脱节”,少做无用功,把财政资助和高校科研创造放到社会需求中来。

3.3建立专门转移机构,加快知识产权商业化
    在高校内部建立独立运营的知识产权统筹管理机构,可以有效地避免对已产出的知识财富被“冷落”的窘境。成立的机构,可以成为高校的组成部门,管理全校所有的知识成果,人员构成以高校教职工为主,要重点吸纳那些创造知识产权的人员,使其参与到转移过程的工作中来,但是并不要求他们也参与具体的管理。同时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和指导。在具体的运行上也可以借鉴公司制度,保障自主权,市场化运营,不仅可以通过转移知识产权赚取利润,同时也可以反补学校。另一方面,也可以步子再迈得大一些,通过市场的需要,来预订某些知识产权,在高校取得相关的知识产权之后,就可以根据之前的协议来直接转化知识成果。这样可以有效地推动校企间或者学校与市场间的互动,使知识产权的产出更有效率也更具针对性,使没有价值的、不被市场认可的低效知识产权从高校中消失。

3.4规范知识产权保护,提升转化效益
    知识产权的价值在于其唯一性和独特性。因此,防止知识产权的不当流转是知识产权转化的有效性和价值性的关键。当下知识产权评价和管理体制还待梳理,政府资助的项目,往往更重视前期的申请,而缺少后期的评估。因此为了保护知识产权成果,也为了知识产权的有效转化,需要对高校的科研成果进行细致的布设。对于涉及的法律问题,诸如知识产权在具体申请,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或者在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纠纷等等,必须进行一条龙式的系统保护,细化管理环节,制定具体规程,严格落实执行。也只有做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在进行商业转化时,才可以使知识成果真正地显示出其效益来。
高校知识产权的商业转化从体制机制到产出保护需要进行统筹合理的安排,既要考虑政府财政资助的初衷,又要防止知识产权产生后不能转化和不会转化的情形,因此,在“拜杜法则”下,积极根植于自身的土壤才是应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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